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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迷茫的第三次飞越---同感与共勉

    我一直以为我的律师职业中有三次跳跃，第一次是大学毕业后绕了几个圈子最后选择了律师职业，第二次是去英美留学和到著名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开拓了视野，第三次是通过奋斗和努力取得了许多荣誉和了解越来越多的职业诟病而产生的反差，经过较长时间的徘徊和一度迷茫而又重新找回信心与斗志。

    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从业二十多年尽管时间不算太长，可也是律师界一名年轻老干部。于我，步入法律界则完全是一种歪打正着，原因在于儿时对军人和警察的崇尚，对大盖帽和警服的向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执业的最初，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司法行政一员，我还真的有过短暂的借用公安服装的机会，穿着警服头戴大盖帽的“律师”着实风光了一把，公权力的形象在现在看来的确不可思议。至今，我还刻意地保留着这些“行头”。

    投身于律师行业，用一腔热血和满怀豪情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你带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胡乔木老先生的词句和施洋大律师的形象，的确是当时性情的写照，时刻在脑海中回荡，正义的化身已然成为行动的坐标。为煅造自己，通过近十年的表现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铸就浑身的本领和不断完善自己，两次赴英伦三岛完成了“学业”，且立志报效祖国而成了“海归派”。痴心不改的是，竟然鬼使神差般地两次谢绝了做官的机会，这在九十年代初的确多少有点让人纳闷，一年办数十件案件的工作量取了很多客户群和众口一致的好评。在律师行业成为人人渴望跻身一搏的黄金行当的大潮中，作为一名年轻老律师获得了知名度和收入渐长的双倍丰收，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和光环。尤其难得是，作为一名中国律师有幸参与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全过程法律服务，成为中方谈判的首席律师，见证了被江泽民称为作为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模式的苏州工业园区的设立与发展。

     然而，随着职业年限的推移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对职业中存在的问题太多的体验和对皓首穷经而又无法解决的太多、太多职业难题的思考，带给我的是无尽的惆怅和迷茫。理想与现实的极度反差，曾一度击溃了我职场的信心与勇气，象熄火的发动机一样我对律师业的干劲日渐消褪，而对律师职业的倦怠情绪日益高涨。我常常思考著律师的价值在哪里，律师执业是否应当成为我终生的职业等问题。带着同样的问题，我曾请教过许多与有我差不多经历的律师，发现迷茫与徘徊也常常光顾他们中的大多数。我想到了转业去完全经商办企业，想到了逃避去国外安享人生。放弃不甘心，继续努力则缺少动力，痛苦伴随和侵袭着我的灵魂深处，一度成了新版迷失方向的律师。

    有幸拜读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系主任的克罗曼的名著“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称美国法律界面临着失去灵魂的现状，在他看来，那些把法律作为一种世俗谋生手段的律师，不但失去了诚实的品格而且也造成了理想的陷落，律师的美德被金钱一点点地吞噬。他进而分析了三种律师心态，即政治家型、工匠型和金钱的奴隶。一次全国律协与苏州大学共同举办律师公益诉讼研讨会，借此写文章的机会，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了解了更多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的情况，热心公益事务的律师之多，不乏大牌和大腕律师，也可喜地发现中国首个公益诉讼事务所的横空出世---北京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和中国律师和解第一案所展示的魅力。涌现出了佟丽华、康健等众多律师界的光辉形象。

    这些曾经在英美读书时学习过，而认为中国为时尚早的新生事物的产生，给了我无穷的动力与信心，中国律师还有太多的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律师太需要我辈的努力与开拓。这个时代注定我们这些称之为律师的人要在风雨中前行和夹缝中生长，成绩不凡但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现状，将注定伴随我们久长。江平教授讲，律师兴则国家兴。我们不能玩逃避与失踪，我们更不能把律师职业视为赚钱的工具，律师职业还有其社会功能和义务。否则，将如克罗曼所言将对律师这个崇高的事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那种人人离不开律师，但人人都痛恨律师的局面将注定会很快到来。方向明确后，我现在又启航了，今年分别在沪宁线的两个地方开设了分所，全国二十多个大所合作的“长江律师联网”也很有起色，我为我的第三次飞越而欢呼雀跃，我热爱律师这个职业，它是我终生的事业所在。我愿以此文与和我有相同或者相近心灵感受的同仁共勉。

“说我是苏州工业园区成长的见证人，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说到做律师，朱伟觉得自己还是很成功的。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自信的人，甚至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自负。
    对于一个做事业的人来说，机遇总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在常州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的第八个年头，机遇光顾了朱伟。
    1991年受英国律师工会的邀请、中国司法部的派遣，朱伟前往英国学习深造。1992年底，朱伟学成回国，来到当时苏州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在国外的学习对他以后的律师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苏州律师事务所，朱伟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说起这事，朱律师很是自豪，  “说我是苏州工业园区成长的见证人，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1993年市政府为保证园区组建的合法性及应对国际水准的谈判，经层层筛选确认朱律师作为市政府5人核心小组成员。他在国外深造的经历让他在众多的人选中脱颖而出。
    之后，朱伟随苏州市政府考察团先后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深圳、北京等地参加多轮谈判，为工业园区的组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伟不仅参与了园区设立的谈判，还担任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审阅或起草了园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等。
    正因为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中，积累了很多涉外经济项目的经验，朱伟现在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主要就是为工业园区以及高新区的经济发展做法律服务。

   “我一直认为我的生命中有三次跳跃，……第三次是开办私人律师事务所。”

    1994年，以合伙经营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朱伟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那时，朱伟在圈里已经取得很多人的认可，并且有着许多人羡慕的工作。但是他却毅然辞去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合伙开办了在江苏属首批的私人律师事务所。
    回忆起当初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情景，朱律师感慨颇深。
   “我一直认为我的生命中有三次跳跃，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送进了大学，第二次是去英国留学，开拓了视野；第三次是来到苏州后参加涉外业务，并在1994年的时候，开办了尚属首批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从常州到苏州，从国内业务到国外业务，从官办到民办，这三个变化丰富着朱律师的生活经历。
   “当时开律师事物所的时候，我们有五个合伙人。牵头人是我，其他几个合伙人在当时对于律师事务所还有点犹豫，所以我个人的压力很大。我和我老婆还因为这个闹过别扭。不过我知道，律师事务所是发展方向，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辞了原来的工作。”一如既往的决心、敏锐的眼光，加上不懈的努力，成就了朱伟在苏州的律师事业。
    朱伟也算是勇于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朱伟的一些同事都喜欢称他为朱老师，据说，他的身上有很多的称号，什么苏州大学的客座教授、一级律师、江苏十佳律师、苏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光环荣誉一大堆，谈到这里时，朱伟说，“尽管荣誉一大堆，但成就应该还谈不上吧，呵呵！”他笑得很开心，眉宇间的那份自信又在不经意中飞扬起来。
    如今，朱伟的律师事务所已从原来的8人发展到现在的17人，在苏州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和地位。朱伟爱自己的职业，其实，更是执着地恋着自己苦心撑起的事业。他说，他想做一辈子律师，在苏州，这个他爱着的城市。